从有人类开始就有战争, 然而, 人们研究战争对环境健康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战争所带来的老问题包括食品、避难所、水和卫生设施短缺, 传染病风险及心理创伤。然而当今战争在使人们面临诸如上述老问题的同时,
也备受来自工业和战争的化学物、杀虫剂以及放射等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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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现实:上图所示为阿富汗Nawabad难民营的孩子坐在一遗弃的武器上。 战争所遗留在阿富汗全国的武器已成为这一代孩子玩乐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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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战争与早期的战争相比形式上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诺贝尔基金会在《二十世纪战争和诺贝尔和平奖统计报告》(Wars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Nobel Peace Prize Statistics)中报道,"从1900年至1910年各种类型的战争比例相当,但1990年至2000年爆发的主要是国内战争。"在1945年和1975年间,许多原先的欧洲殖民者都资助拉丁美洲、非洲及亚洲的独立战争。
"今天,很少有明显的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战争,但国内战争正日趋国际化。" 该报告指出,"很少有内部战争不受到外国干预的。"
冷战后的世界已被发展不平衡、对自然资源控制的竞争以及难以平息的种族和宗教派别所分割,当今的冲突比以往更受到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影响。在2004年10月5日联合国大会上,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的
Paul Collier 在题为《发展与冲突》(Development and Conflict)的演讲中指出:一个国家越依赖于出口自然资源,越易爆发内战,人均收入增加一倍,战争的可能性将减半(更多有关冲突和自然资源的联系,请见《全球资源:滥用、稀缺与不安全》(Global
Resources: Abuse, Scarcity, and Insecurity, EHP 112:A168-A175 (2004). EHP中文版2004年6月刊6-11页)。
战争的代价十分巨大,一个贫穷国家的内战通常持续十年,耗资高达500亿美元。Collier 说:因为难民和逃兵的涌入,其中超过一半的开支由邻国承担。
从环境角度来看,战争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或许在于:战争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地点或某一确定人群。城市街道、农村田野、耕地和高速公路都有可能成为战场。作战者出入于平民之中。由于战争不再局限于特定区域,而是发生在人们日常生活环境,战争带来的环境负影响呈指数型上升。
地区不稳定的后果
现代战争对城市地区的入侵意味着数百万居民必须迅速转移。其中有些人逃往他国成为难民,其他人则留在国内成为所谓的内迁移人群(IDPs)。全球范围内难民和内迁移人群的移动很象潮汛似的流动。最多的难民出口国是阿富汗,
据联合国难民署《2003 年全球难民趋势》(2003 Global Refugee Trends) 一文的报道,到2003年末,约有210万阿富汗人逃离家园。绝大数阿富汗难民涌入了邻国巴基斯坦(约占联合国难民署所保护总难民数的12%)和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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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走出森林: 阿尔巴尼亚人离开Gajre的森林,逃往安全地。塞尔维亚对他们村庄的轰炸, 使得他们已在森林中躲了三天。 Andrew Testa/Panos Pictures |
当今世界范围内冲突的数量以及所带来的难民及内迁(IDP)人数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2003 年全球难民趋势》报告指出从2002 年至2003年该人群已下降了300
多万。在2002 和 2003 年自愿回国的难民空前高涨,高达350万。一些地区的IDP 也有所下降,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安哥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马其顿王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该报告同时还指出从苏丹到乍得,从利比里亚到科特迪瓦、几内亚、塞拉利昂以及加纳 的难民明显增加。共有至少100 万的IDPs留在阿塞拜疆、乔治亚、俄国、塞尔维亚、及黑山。哥伦比亚和利比里亚在
2003 年各有 25 万 IDPs。
目前冲突地区的大量逃避暴乱的人们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缺少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水、食物、避难所及卫生设施。拥挤的居所使传染病的爆发不可避免。由于外伤、营养不良及没有足够的医疗服务,难民无法与霍乱、伤寒、肝炎、疥疮及其他许多传染病抗争。
Carol Smedberg 是一位急救医务人员,作为一名自愿者,他曾于2004 年9月与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波兰市的的西北医疗队一起参观了利比里亚的 IDP
营。他说:"主要问题是水,通常我们告诉人们要多喝水,但是在那里饮用水会引起许多健康问题。" Smedberg 说,在那里木炭煤球是主要的燃料,几乎不可能将水煮沸,而且提供饮用水的河流也同时当茅房使用。当有新成员入驻时,水痘每两周就会爆发一次。
与发展中国家一样,相对发达国家所也面临许多战争带来的健康环境问题。根据联合国环境署(UNEP)出版的《2003 GEO 年报》(GEO Year Book
2003)披露,伊拉克不稳定的电力资源使得污水处理装置经常停止工作,导致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直接排入巴格达唯一水源的Tigris 河及其它水域。2004 年9月25日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至少200例 E 型肝炎及5个死亡病例就是由于供水及污水系统失灵而引起的。与其它肝炎类型的症状相似,E 型肝炎可引起发热、黄疸、疲乏、恶心及呕吐,对孕妇及胎儿威胁特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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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环境暴露:上图所示为阿富汗 Sar-e-Pol 的一个家庭,在临时避难所拥挤在一起以躲避寒冷。M�decins Sans Fronti�res
估计共有3500 家庭生活在仅有布片和塑料搭成的帐篷里,他们迫切需要水和卫生设施。 Tim Devin/Panos Pictures |
伊拉克的问题还不止这些,在《柳叶刀》(Lancet)2004年10月29日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学国际灾难和难民研究中心的Les
Roberts 报道,自2003年美国入侵以来,死亡危险增加了一倍以上。入侵后的主要死因是泛滥的暴力和联军的空袭。超额死亡至少在10万以上,而且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伊拉克新政府的卫生部作了一项全国性调查,并发表在2004年10月13日《自然》(Nature)杂志上,该报告显示2004年头三个月伊拉克有5460例伤寒。这份报告也显示伊拉克儿童正经受腮腺炎、麻疹及其它传染病的折磨,其中三分之一的儿童患有慢性营养不良。该报道说,实际上伊拉克卫生系统曾经非常健全,现在其水平下降到类似也门和阿富汗,那里的婴儿死亡率很高,居民几乎没有干净的水和必要的卫生设施。
运送物资到战区很困难,有时几乎不可能。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官员在2004年4月在由有关国家简报中估计约有118万苏丹人急需粮食援助,他们因干旱、水灾和战争而患有慢性营养不良。援助项目已经投入运行,但在10月中旬发生两名"拯救儿童"小组的工作人员遭受地雷袭击死亡事故后,这个项目被迫暂停,WFP认为局势太不稳,不愿让其员工冒更多风险。
战火纷飞的车臣面临同样问题。到2003 年为止,约有26 万车臣居民在邻国
Ingushetia 共和国的农场和厂区安营扎寨,生活在不足以避寒的破漏帐篷内,结核病为常见流行病。
位于纽约的国际营救委员会(IRC)已在 Ingushetia建立和修建了66 个供水站、收集垃圾站、公共厕所,但是当地政府对实施人道主义援助的数量和种类有所限制,例如,国际医学援助机构M�decins
Sans Fronti�res (MSF)2003年6月的新闻报道中报道,Ingush 政府在那月突然宣布MSF的临时避难所是非法的,禁止车臣难民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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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的海洋:在1999年的战争中,Pristina市的阿尔巴尼亚居民被塞尔维亚军队赶出城市后等候在马其顿边境Blace地区。 Andrew Testa/Panos Pictures |
尽管环境艰难,绝大数车臣居民不愿回国,因为那里很危险,几乎没有住房,所有服务业已停止。为了帮助缓解车臣的局势,IRC 三年来用卡车运水给Grozny 2万多的车臣居民。到2003年止,该组织已修建了35个
蓄水池连接城市的供水网。IRC 同时也修建和维护Grozny的公共厕所、灭害虫和重建家园,包括电路和天然气管道维修。
战争武器之一:地雷
二次大战后地雷被军队广泛使用,联合国估计约有6000〜8000万颗地雷被埋在世界各地,其中很多地方的冲突持续了很长时间才结束。这些地雷在未来几十年内都有可能对生命和社会构成毁灭性破坏。根据国际地雷禁止运动组织(ICBL)出版的《2003年地雷监测报告》(Landmine
Monitor Report 2003), 约有2〜2.15亿颗地雷储存在78 个国家。其中约有1000万地雷储存在《地雷禁止条约》(Mine Ban Treaty)非签约国。《地雷禁止条约》是一个国际性协议,它要求签约国在4年内销毁储存的地雷,并在10年内消除所有已埋的地雷。这些非签约国中包括中国(估计有1.1亿颗地雷)、俄国(约5000
万)、美国(1040万)及巴基斯坦(600 万)。《2003年地雷监测报告》(Landmine Monitor Report 2003)也告诫地雷每年导致15000〜20000死亡和伤残(大多受害者是男性公民)。地雷的形势非常可怕,在车臣和尼泊尔等一些国家,情况还在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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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与武器:在坦桑尼亚Ngara的Kibeho难民营,士兵照看着1994年卢旺达图西人屠杀4000 Hutus遗留下的1000名孤儿。下图所示孩子不得不在燃油污染的泥潭中获取饮用水。 Paul Lowe/Panos Pictures |
在80多个国家中,地雷使土地无法使用,阻碍战后经济和生活的恢复。失去手足的儿童每年都需要更换新的假肢以吻合其身体的生长。幸存者的生活自理很困难,特别在乡村及农业区。本已紧张的医疗体系很容易被受害者持续的医疗需要压垮。
根据2001年完成的"泰国地雷影响调查"统计,泰国约有2557平方英里的土地埋有地雷,受影响人口高达50万。地雷最密集地区在邻近柬埔寨边境。大多数地雷分布在山区的森林里,使得采集食物和木材等森林的传统用途受到影响,同时地雷的拆除也很困难。
ICBL的协调者 Liz Bernstein 说,由于有了《地雷禁止条约》及其它禁雷活动,总的趋势是缩小地雷的破坏范围。这个条约已由143个国家签署,超过半数的地雷是在和平时期埋下的,使得拆除工作能够进行。Bernstein
说:"当我们开始执行这一协议时,有54个国家生产地雷,而现在仅有十多个,并且,现在几乎没有地雷交易。我们发现去年还在每天使用地雷的国家是俄国车臣和缅甸,那里的内战还在持续。"
战争武器之二:贫铀
战争对环境健康影响最严重的也许是贫铀(depleted uranium, 简称DU),它是铀235(可用于核能和炸弹的同位素)提炼后的铀残留物。由于铀密度很高,常用于装甲车及坦克。DU在一定的碰撞下可以燃烧,释放出黑色的可溶和不可溶铀氧化物粉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美国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及1994〜1995年和1999年对抗塞尔维亚的巴尔干岛危机时使用了DU武器。美国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也使用了DU。英国在1991年和2003年的伊拉克-科威特战争也使用了少量DU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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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辜的受害者:(上图)在修复中心一个Kardistan地雷爆炸的受害者,正等待接假肢手术。(下图)人们认为伊朗有出生缺陷的儿童与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与盟军使用废铀弹有关。 Chris Sattlberger/Panos Pictures, Giacomo Pirozzi/Pahos Pictu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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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在自然界普遍存在,但通常浓度很低。大部分人通过食品和饮水接触铀。DU的放射活性约为自然界铀的60%,具有化学毒性。如果摄入后,DU的活性与自然铀非常相似,通过尿和粪便很快从体内排出。但是如果吸入或弹片留在体内,DU不溶性氧化物能停留在人体内,这种情况下,DU的放射性和化学毒性就会引起严重的健康危害。任何形式的大剂量DU暴露都会导致肾及基因的损伤。
至今无法估计在巴尔干或伊拉克有多少人接触过DU,以及他们的接触剂量。DU 政策分析家、加利福尼亚大学Berkeley分校的博士生Dan Fahey说:"我们没有充足的资料,五角大楼曾经说海湾战争期间有数千人接触了DU,然而随后的跟踪发现仅九百人有过暴露。"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方发言人说,还没有估计2003年海湾战争DU暴露人数的资料,但是DU仅用于入侵阶段应对伊拉克的坦克,因此,美军方认为暴露人数不多且剂量很低。
自1999年科索战争以来,一种流行的说法是DU能致癌,如Hodgkin淋巴癌以及引起免疫、神经及生殖系统方面的损伤,可是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还不多。但是位于马里兰州Bethesda市的军事放射研究所(Armed
Forces Radiobiology Research Institute)的Alexandra Miller及其同事发表了许多体外和啮齿类研究报告(包括1998年8月在EHP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DU能将普通人体细胞转为肿瘤型细胞,并能引起DNA氧化性损伤。在啮齿类中,DU能从植入部位转移到骨骼、肾、肌肉和肝组织;能改变海马、穿过胎盘屏障而进入胎儿组织。尽管DU是弱
射线发射源,但是它的边际效应(bystander
effects)可能也是DU损伤的一部分,即周围未照射细胞的损伤与被照细胞很相似。
尽管如此,军方仍坚持DU对那些体内留有DU弹片的老兵不会有副作用。军方发言人指出政府跟踪了70名仍携有DU弹片的海湾战争老兵,她说:"没有发现他们患有DU引起的疾病""在所有用于战争的物质中DU是被研究最多的,但至今还没有发现它的致病性,已有35个孩子诞生在这些老兵家庭,他们都没有出生缺陷。"
由于没有很好的DU流行病研究资料,Fahey认为政府应优先考虑跟踪更多DU暴露的海湾老兵,"如果DU的潜伏期是10-30年,则现在应该是检测这900名老兵的时候了。"
战争武器之三:除草剂
除草剂作为武器首先被引起注意是在越南战争期间,1900万加仑的化学物被撒在越南和老挝以摧毁敌军的遮掩物和农作物。这种不同配方的除草剂总称为橙剂(一种剧毒脱叶剂),含有2,3,7,8-四氯二苯并-对-二恶英,是一种已知的人类致癌物,在喷洒后数十年,仍然有1/4的这种持久有毒物质残留在越南的环境中,NIEHS和越南政府正共同努力以确定这些有机物的暴露对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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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生活中枢:由于摧毁主要工业区可以扩大破坏力,他们往往是敌军频频攻击的主要目标。图中所示的是科索沃Obilic地区的发电厂,它现在已停止了日常工作,停止了该国大部分的供电。 Andrew Testa/Panos Pictures |
现在,除草剂在哥伦比亚的禁毒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是现在战争改变自然的又一个例子。几个暴动组织与哥伦比亚政府间正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内战。这场战争使毒品种植者和生产者有机可乘,开辟了无人管辖的毒品种植区,暴动组织与毒品业结盟,毒品交易非常猖獗。据美国驻波哥大大使馆的介绍,美国市场上的可卡因及海洛因大部分来源于哥伦比亚。为了堵住这一源头,美国和哥伦比亚共同发起并实施哥伦比亚计划(Plan
Colombia)的清除行动。
该计划的主要行动是始于2000年用飞机在古柯和罂粟作物上喷洒除草剂,其主要成分为草甘膦。 它被用在Monsanto出品 的的几种配方的Roundup除草剂和其他几种产品中,是当今全球最广泛使用的商业除草剂。根据国家杀虫剂联络网(National
Pesticide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提供的资料,草甘膦仅引起眼睛和皮肤的轻度刺激,如摄入对消化道和呼吸道有刺激,但没有发现对人和野生生物的生殖毒性及致癌性。
然而,喷洒区域的许多哥伦比亚农场主报道有明显的皮肤疾患、头痛、呕吐症状,并发生流产及幼童死亡,他们将这些归咎于除草剂的使用。出于安全的考虑,当地居民并未被知会何时喷洒了除草剂,他们因而也无法保护自己、他们的家人、农作物以及他们的牲畜。
哥伦比亚政府和美国领事馆对与喷洒除草剂有关的抱怨进行了监测调查,其范围包括喷洒农作物的合法性到草甘膦引起的健康问题。据美国领事馆的新闻发言人Paul Watzlavick的介绍,在近5000个抱怨中,约一半被证实是无效的,因为经查证,那些地区并没有喷洒除草剂,另外有1680的投诉案由哥伦比亚政府和美国领事馆组成的工作组正在审理中,其中12例庄稼损失已获得补偿。但还没有一例被证实喷药引起人或动物的健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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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环境?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油田大火被认为能导致士兵和民众呼吸疾患。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
但是,对这个喷药效应的调查有一些争论。2001年哥伦比亚毒理学家Camilo Uribe 在Aponte镇主持一项由美领馆资助的喷除草剂健康效应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所观察到的皮肤问题和眼部炎症等健康问题与喷药无关。美国麻省Amherst市的科学与边缘学科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的研究员Rachel Massey在她的在一篇批评文章中指出,该研究没有遵循常规流行病程序,如样本来源的人群总体病人数量及这些病例是如何选择的。而且,Uribe的报告本身也指出10个附近城市的7个中,居民的医疗需求增加了,而当地的社区医生也认为居民的症状可能与喷药有关。San
Pablo 是其中一个镇,在喷药后发现有50例皮炎、结膜炎及呼吸道和消化道疾病。
美国政府认为毒品业在对环境的恶化及有毒化学品的暴露方面应承担比喷洒除草剂更多的责任。Watzlavick 说:"古柯种植时在田野使用许多杀虫剂,同时在生产可卡因时也使用许多其它化学品,这些化学品最后都进入水中。"毒品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品包括煤油、硫酸、氨、丙酮及其它化学物,还有除草剂百枯草和2,4-D。这些化学物及废物通常都被倒入水中或遗留在地面上。环保人士并不否认与毒品有关的影响,但认为哥伦比亚人正承受来自两方面的暴露。
冲突中和冲突后的工业污染
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士兵点燃了600口科威特油井。巨大的黑烟不断排入空中达数星期之久。根据科威特非政府组织科威特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and Studies on Kuwait)的报道,在这次海湾战争中,为了阻止联军的入侵,伊拉克修建了口径达47英寸的输油管到科威特西部,在该地区修筑了战壕并灌满石油后点燃。在2003年战争一开始时,石油生产设施及管道即遭到破坏。石油燃烧时释放出的有害化学物包括多环芳香烃(PAHs)、金属、二氧化硫、臭氧和铅。吸入这些成分对健康的影响包括癌症(由
PAHs引起)、哮喘和呼吸道炎症(由臭氧引起)、呼吸组织灼伤和呼吸通道障碍(由二氧化硫引起)及高血压和肾损害(由铅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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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品的极度匮乏:在Ingushetia 共和国的车臣难民在Sputnik难民营中从被毁的井中收集用水。在那里,约8000名难民生活在800顶帐篷和废弃的列车中。 Lero Erken/Panos Pictures |
国防部2000年有关海湾战争老兵暴露石油烟雾的研究认为:"除了一些特殊情形,战争期间空气中污染物的浓度低于美国环保署为保护一般人群健康所设立的接触界限,"且没有长期性损伤。但有些老兵仍指责油烟加重了他们原有的哮喘、支气管炎、皮疹和呼吸急促的症状。根据这份报告的分析,科威特和伊拉克地区空气中通常出现的悬浮颗粒的浓度是世界上最高的,部分颗粒是那里常见的沙暴引起的。18%的科威特居民患有呼吸道疾患,约为美国的三倍。海湾老兵的有些症状可能是由化学物和颗粒物共同作用的结果。
战时城市和工业区可能还面临其它严重的环境健康危险。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和美国的飞机不断轰炸塞尔维亚的几个地区,包括Pancevo镇的综合工业区,Pancevo是Belgrade东北几英里的一个8万人口的小镇。这个工业区有一座化肥厂、一座石化厂和一个炼油厂;所有工厂的废水均通过一条渠排入Danube河。联合国环保署和联合国人道安居巴尔干工作组联合发布了战后环境评价报告,认为战争导致了工业区主要化学物的泄漏,整个工业区已被严重污染。
评价组估计在战期有2314吨二氯乙烯和超过88吨金属汞从石化厂泄漏出来。据国家毒理学研究部(NTP)的资料,氯乙烯是已知的人类致癌物,而汞可导致神经系统及发育损伤。美国的轰炸燃烧了约500吨的氯乙烯单体(也被国家毒理学研究部列为致癌物),释放出大量的二恶英、一氧化碳及多环芳香烃。由于害怕进一步的轰炸,化肥厂的管理人员将275吨的液态氨倾倒入排污道。尽管氨不是致癌物,但根据有毒物及疾病登记署的资料,当吸入或摄入氨时,可引起严重的组织灼伤,甚至失明。
工业区附近的发病资料几乎没有,当地居民把区内工人的一种常见病叫做"Pancevo癌"。评估组的分析家认为那事实上是由氯乙烯单体高暴露引起的肝血管肉瘤。
战争的"回报"
现代战争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它通常不是某一特定区域内有明确对手的"正规"战争,而是叛乱者、民兵和政府军之间断断续续的长期冲突,平民更容易被卷入战火,他们变成难民或IDPs,不仅容易受暴力、营养不良和疾病的侵害,同时也易暴露在化学物和放射源中。即使战争结束后,他们的环境仍受工业和军用化学品及军用品的放射物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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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军方跟踪贫民伤亡的情况,即使有这些数据也常常被低估。尽管美国政府没有官方统计数据,有关研究显示美国对伊拉克的行动直接导致了约10万伊拉克平民的死亡,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为自然灾害后救助平民的人道主义组织很难在战争环境下运行。因此在战争激烈的地区,只有在许可的条件下零星救助,或者根本就不可能。
在世界战争记录中,已发现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其中一个实例是地雷已被停止使用。《地雷禁止协议》得以成功,主要因为在联合国磋商受挫后,地雷禁止倡导者在加拿大举行了自己的峰会,起草了该协议,并开始收集签名。现在联合国采纳了该协议,而且有更多的国家签署了该条约。自该运动发起,大约3100万储存的地雷已被毁掉,产雷国已从54个下降到12个。或许禁雷运动可作为一个典范来减轻其它战争的破坏和创伤。
Valerie J. Brown
译自 EHP 112:A994-A1003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