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党政高层多年来一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不过，在2004年发生的众多群体性事件和官民冲突事件，无论从规模和严重程度上，都超过了往年，其中几起更是引起震动。专家分析认为，这些群体事件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民众维权意识提高，而缓解这些官民矛盾则需要加强媒体和人大的监督机能，并进行真正意义的民主改革。

*郑宇硕：民间维权意识空前提高*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和社会学教授郑宇硕表示，这些抗争事件表明，民间维权意识空前提高，敢于向政府挑战。他说：“中国公民维护权益的意识逐渐地高涨，通过对外开放、通过社会上提倡法制，一般市民对于维护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意识确实提高了很多，敢于向政府挑战、敢于对政府施加压力，来争取维护他们的权益。”

*陈昕：政府管理方式有所变化*

北京的社会学者陈昕表示，这类群体事件的发生将矛盾表面化，引起政府和社会的注意，并加以解决，可以带动社会的进步。陈昕说：“包括有些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这都是存在的。我要从正面理解的话，我看到又有一个机遇。如果没有这些事件，这些社会的争议不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也不容易暴露，不容易引起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注意。概括地讲，就是有危机是中国进步的最好契机。”

陈昕还说：“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样的事件能够有，说明政府管理方式是有所变化。从过去有些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遇到这类事件往往采取压制措施，老百姓或者矛盾中的当事方不敢述诸于比较激烈的或者被认为是越轨的行动。那么，只有当政府政策宽松的时候，或者这些老百姓认为，有人可能为他们做主，或者认为他们这样行动比过去风险减少了的时候，才会这样做。”

*由媒体和人大实行监督*

郑宇硕教授表示，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明智，没有采取进一步激化矛盾的手段：“目前采取的做法还只是应付。它当然非常明智地不让矛盾激化、扩大。”

不过，郑宇硕教授认为，政府还是应该从根本上采取措施，缓解和防止官民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他说：“一定要让媒体发挥监督的作用，把社会的黑暗面反映出来，老百姓才觉得有期望，对这些贪官污吏也形成一种制衡。第二就是让各级人大真正地发挥监督政府、监督党的作用，让人大代表提出批评。再进一步呢，当然还是期望真正地发展出民主的制度。要是基层的官员能让老百姓直接选举产生，我相信，贪污滥权的局面一定会有明显地改善。”

*政府要改善政策*

不过，北京的社会学者陈昕认为，解决问题还需要政府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

他说：“我首先看重的还是政府自身的执政能力的改善。如果你不能处理这些问题，就是执政能力存在问题。新闻监督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我觉得光有新闻监督，没有政府的政策改善，新闻监督很难说的到位的。”

香港珠海书院的李谷城则认为，监督和制衡因素十分重要，靠各级政府自身改进是靠不住的。李谷城说：“不是靠它党内自我完善的，你要有个监督机制呀。最重要的这个媒体要报导它，群众可以集会、抗议、示威，有这些监督体制呀。这样，它官员就不敢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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